外来新语之输入古已有之。张骞凿通西域，丝绸、瓷器运转之外，西域新语更藉丝绸之路络绎往返；佛教东漫华土，佛寺高耸，译场勃兴。近代以降，在西方文明威逼、示范之下，“新语之输入”（王国维语）更是波涛汹涌，呈现
新语虽为语文表征，但“每一领域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则殆无疑义。透过近代新语生成这一窗口，可一睹各种文化深刻互动，滴水见太阳。执此理念，《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冯天瑜著，中华书局，２００４。文中所引，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该书。）正由此而出。该书探讨中西日三方文化互动及其规律之余，更向上一路，力争“映照出中国学科发生史、白话文运动史、新思维成长史。”
暂置是书内容不论，我读完此书所最感兴趣者，实为冯天瑜先生治学视野的开阔通脱。曩昔一部分学者谈语词，各习成法，惑于所见。舍大纲而营末节，有不归于杨，即归于墨之势。因此讨论遂在数系统之内，盘旋往来，无法超出。而冯著将近代术语生成，置入中西日文化互动背景之下，深造自得，犹得学问真谛。在我看来，该书内容，固有价值，然其治学视野，或更有价值。
全书共分八部分，所涉资源甚多，其中尤以中西日文化互动为大宗。此一种照耀事实之方式，乃在引起近代新语生成之普遍原理，更从而考察其合乎原理之其他可能。正如导论开宗明义，“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杜勒鲁奇），作者将近代术语生成深嵌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壮阔图景之下，探讨汉字新语生成机制，认为汉字术语同中日两国学习西方的成效大小、文化势位的消长息息相关，这一课题，“理当进入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视域”。
如该书认为，日人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匡廓相依完圈模”，可看作日本“试图兼容儒学与洋学，与中国以后出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遥相互应，同为汉字文化圈近代早期的一种努力：在东西体用之间构筑新的文化模式，以应对西力东渐造成的空前严峻形势。”作者又以中日两国近代早期译介西学的人才相比，说明两国引进、介绍外来文化的差异。书中以明治二十年（１８８７年）为界，说明以后不见日本翻刻来自中国的汉文西书。在此基础上，说明日人为何“脱亚入欧”，及明治间废止、限制汉字与汉字空前繁衍的二律背反。上述论述相互关联、意态丰盈。不仅涉及术语生成等语言问题，更揭示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差异。读来令人信服。所有一切，都体现了一个学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广阔的学术视野。这也使该书与一般语言学者谈论此类问题的出发点和归趋有很大不同，正所谓作“有根据、有体系之探究。”
冯先生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传统人文学论域，自觉致力于以社会学之实证工具来建构“近代学术术语生成”这一论题。实则，这也是该书念兹在兹所在。作者将“近代学术术语生成”置入明中叶以降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这一广阔背景之下，探讨中国学术为何难以自动实现近代转型。就此，利玛窦的言论至今读之，犹令人警醒――“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利玛窦札记》），因墨学衰竭而导致的后天失调，使安身立命于语文传统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忽视逻辑自觉探讨、忽视思维工具锻造，加之禅宗不立文字，自得风流，使得文人论说动辄洋洋千言，不明表里。而此种不足，使一部分学人治学不注意名相的具体解析，气盛于理，甚至导致“一大堆阿米巴似的观念，可以做各种形变，并可以作多样解释。既然如此，于是由此形塑出的思想型态即可成最便利的‘思想走私’的渊薮。”（殷海光：《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冯著循实而行，论由史出，严格规训了学术言路。其论证大量采用了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科际整合的方法与知识。该书由术语“非自足性”、“借词西洋”之必然谈到“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如何回应西方挑战，进而伸展到“日源汉字新语入华”、“中国对新语入华之反应”等相关命题。逻辑解析使该书不致跌入玄思的迷宫及陈词滥调的语词晃悠，而经验整合的方法又可使其论点迫近科学的真实。
正如冯先生所言，近代术语“塑模并规限了近代诸学科的发展”。当今习以为常的一些术语，如封建、民主、共和、革命等语词，已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重要视镜。但通观以往著作，对此做沿波探源之功似不多见。即便对古代术语的使用，也多是用古人之词，而失古人之心。就此，王元化在《清园近作》中曾不无沉痛地说，“但是对这两个概念（民主、科学――引者注）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至今还需补课）”，“我们从近代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的研究。”
有感于此，冯著于此点用力尤勤。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擘肌分理，精义迭出。试以“革命”一词为例：如历来认为孙中山自称“革命党”自１８９５年始。此说由孙中山最早追随者陈少白的回忆而来。尽管，已有日本学者查阅当时日本神户、大阪等地报刊，均未发现陈少白回忆录提及的“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但学界不大重视这一考证。作者认为此点至关紧要，遂亲往神户孙中山纪念馆考查当年报刊，没有发现上述字样。该“博物馆还专门在这一展品旁撰文说明此点”（可见该博物馆态度之专业）。作者将此情节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下分析，认为孙中山其时名不见经传，广州起义失败逃亡到神户，报纸不可能立即报道“中国革命党孙逸仙抵日”等等。陈少白的回忆“很可能将１８９６年左右的某些情节混入，以后期事实‘渗入’前期记忆，这是可以理解的误记。”以此为基础，作者又对中国古典的“汤武革命”义，西欧的“革命”义，日本加工综合过的“革命”义，梁启超、佛学大师太虚、孙中山、邹容、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革命”义进行探讨，“作一部文化史”，来龙去脉，一目了然。
某种意义而言，冯先生对上述诸词的梳理，不仅蕴涵有深层的文化学意味，而且极富思想含量（详细论述，见本书第六章）。早在十年前，冯先生便将相当大一部分精力投注于此，而今，更是续续用力，十年一剑。“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贬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自出其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钱穆：《学术史》）冯先生对上述诸词的论述，读者切莫一晃了之！
冯先生是著名的文化史学者，其研究在对象和方法上讲究“整个地看”。盖不能“整个地看”，则必有所遗。在海量吞吐相关资讯之余，其对前沿问题的穷追不舍、步步紧逼委实令人瞠目结舌。该书不仅描绘了时下诸多语言现象，更对汉语新词标准化、是否该走拉丁化路线、导致概念紊乱的新语如何规范与协调等诸多问题均有观察、考量。同时，海外游历，又使他获得以之印证、评价近代术语生成的直感经验。正如冯著后记所说，“这也是对王国维倡导的二重乃至多重证据研究方法的一次实践。”这样的表达／体验／穿梭，所碰触和整理出的问题，使得其置身于外来文化和思想脉络的瞻望对于中国读者有了一种真切的时代感。
写至此，本欲截止。忽然看到案头冯先生与他人合作的《中国文化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冯先生便将精力投注文化、思想等领域重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而今，他更生命不息，耕耘不止。我们衷心祝愿他百尺竿头，更进一尺！
（《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冯天瑜著，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版，３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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